中国几乎历代王朝都在西部地区的开发上做过文章。新中国的50年，尤其是头30年，对西部经济建设的投入已非常之大！西部今天的工业化基础，几乎全是在这50年中奠定的。

　　“西部开发”，贯穿了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。西部，有过辉煌；西部的开发也留下过遗憾。我们必须直面这份遗产。

　　一、大西部：历史的辉煌与遗憾

　　中国是龙的故乡，大西北就是龙的起源、六千多年前，西安半坡人就制造出了有龙形彩绘的彩陶，最早的农耕也从西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开始，古老的中华从这里发源。可以说，西北是华夏文化的源头。西北地区还是中华民族的始祖--炎、黄二帝的故乡。七千多年前，炎帝和黄帝分别以西南和西北为基地，形成了两大军事部落集团。经过长时间的战争，这两大集团渐渐融合，共同成为华夏民族的祖先。所以，至今中国人都自称为“炎黄子孙”。

　　进入文明社会以来，夏、商、周三个王朝的中心就横跨黄河流域的陕西、山西河南、山东等省。中国最早的经济中心，也因此伴随着奴隶社会最早的城镇出现而发展起来了。

（－）最早的经济中心在西部诞生

　　中国奴隶社会早期的城镇，多是在奴隶主的封地中心--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规模受到奴隶制度下等级制的制约。当时的城镇，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中心，在经济职能方面，多属消费性质，仅在王宫附近布置一些手工业作坊，城镇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。 以关中平原为根据地的周王朝灭商王朝之后，以渭河、黄河航运为通道，大力向黄河下游拓展。由沣水、渭水、黄河、洛河航运连接起来的东、西二京，沿着关中盆地、伊洛盆地延伸连接，从而形成了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轴心地带。这一地带成为当时全国经济、政治的中心，并通过这一枢纽把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区，与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东部经济文化区连接起来。其间“秦”的称号始于先祖非子，他因功受封于秦邑（甘肃清水县西北）。西周末年，平王开始封秦襄公为诸侯。秦文公先迁到渭水之滨，再迁平阳（今陕西岐山县西），三迁雍（今陕西凤翔县南），最后，又从雍水之滨回迁栎阳（今陕西富平县南）。此后，秦孝公招贤纳士,修德行武，用商鞅变法，又迁都于渭水之滨的咸阳。秦国由黄河的三级、四级支流又一次向渭河畔转移，经过自西向东的七次迁都，最后定鼎于咸阳。在咸阳建都100多年间，秦依赖渭河、黄河航运，逐渐成为“战国七雄”中最强盛的国家，并进而统一了全国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。这一东西经济文化轴心带的格局，从西周初年开始至秦汉完成。

（二）秦汉的辉煌

　　秦王朝设置郡县，使全国出现了许多县级小城镇。到汉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商业、手工业更为发达，进一步促进了具有经济中心意义的大城镇的发展。当时以长安为首，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成都等大型中心城市，分别成为较大区域内的经济中心。其他较小区域内的中心城镇为数更多。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，所以绝大部分起着经济中心作用的城镇都出现在黄河流域。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，除成都盆地开发较早，形成了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外，其他地区则城镇很少。当时的西北地区，以其充沛的社会经济活力，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　　1. 农牧兼营的经济模式开始创立

　　早在新石器时代，西北的先民们就在狩猎采集的基础上，创立了原始的农牧业和手工业。不少地区又在农、牧、手工业大分工之后，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，形成了一业为主、兼营他业、亦农亦牧、农牧互补的社会经济模式，促进了西北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。 到了战国初期的秦国，继续采用这一经济模式，并以兴修水利为切入点，将关中建成了“粮仓”，又将属于“关一陇一蜀”经济区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富庶之地。以后，由于引泾（河）灌溉，关中从此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区。这一农牧兼营兴国的战略措施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，也为西汉巩固“大一统”的局面创造了条件。

　　秦和西汉两代，推行“实关中”和“戍边郡”两种移民政策。前者是把偏远地方的一部分人口、财富，移置到关中盆地，目在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；后者就是移民充实边疆地区，目的在于巩固西北的边防。这种政策使关西地区增加了劳动力，并把农业地区推广到黄河中游各边郡和上游的河套等地。当时“河南地”（今内蒙古河套一带）被称作“新秦中”。这一广亵的森林草原地带，由于人口增殖与田地的开垦，出现了一片阡陌相连、村落相望的景象。位于关中盆地中心的咸阳、长安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。秦朝的都市咸阳与全国各地都有车马大道相通，史称“驰道”，陆路交通极为便利。西汉都城长安，城外泾、渭、灞、丰、镐、涝等 “八水环绕”，本来就是农业经济很发达的地区。通过向东开凿漕渠，更便利了与关东地区的漕运交通；向西则经由栈道，转输巴蜀等地的货物和陇上羌中的畜产，并通过西南最大的商业中心成都，加强与边境各族的联系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此评价说：“关中之地，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众不过什三；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”其富庶为国内其他各地所不及。当时，关、陇、蜀地区已是与河北、关东（函谷关以东）并列的全国最大的三个经济区之一。总的来看，秦汉时期西北的富强，完全是各民族关系融洽，宜农则农，宜牧则牧，致力于农牧业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果。

　　2．创造了“屯田制”的生产方式

　　从奴隶社会直到封建社会，西北的先民们除了实行人类早期共同的生产组织形式，如氏族村社所有制、初期阶级社会私有制，以及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实行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等诸生产形式外，还最早创立“屯田”这一国家经营形式。“屯田”是一种具有边疆特点的生产制度，始创于西汉，始现于西北。“屯田”制一建立，就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，并成为一种固定的生产方式。“屯田制”可以保证在特殊环境下有效地进行生产。因此，在增加边储、加强边防、减轻中原内地人民赋役等方面，起了其他生产经营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此外，在周朝，周孝王令非子在泾水、渭水之间主持的马牧业，是我国最早的国营畜牧业形式。从此以至汉唐，西北的“官苑牧”，始终是组织较为成功的国营牧业的典型。

　　3．架设了中西方经济交流的桥梁

　　在中国封建经济形态下，封闭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。然而自先秦以来，西北就有与西域、中亚、西亚等地进行联系的渠道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，这条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即“丝绸之路”更加活跃了。丝绸之路的开通，为西北、中原内地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交往打开了一个窗口。在它的影响下，西北的服务业与整个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。在东部只有地方性和国内市场的时候，西北已经与国外市场增进了联系。因而，其市场和需求都比东部多了一个层次，这成为早期西北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，客观上有益于刺激当时西北和全国经济的发展。

（三）唐宋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

　　唐以前，西北地区的人们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。直到唐朝前期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，还是当时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。但自汉魏之际，长期的战乱，加上西晋末年的“永嘉之乱”，都不同程度地使这种繁荣局面遭到了破坏。虽然以后又经历了北魏和隋唐时期，在较为统一、安定的条件下，西北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取得了很大发展，但与此同时，原来被称为“蛮夷之地”的南方，经济开始快速发展，南北经济相互抗衡的局面开始形成，中国的经济中心渐渐南移，西北地区开始走向衰落。